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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嘀嘀——！嘀嘀嘀——！”

    一阵刺耳又急促的汽车喇叭声，从前方的难民人流中蛮横地传了过来！

    这声音在主要以人畜力为主的逃难队伍里显得格外突兀。我们全都下意识地抬头望去。

    只见大约百米开外，难民组成的“河流”中，居然硬生生挤出了几辆深绿色的吉普车！车身上沾满泥点，但样式明显是美援的。每辆车顶上，都架着一挺M2重机枪（虽然枪口对着天），车身上用白漆刷着几个模糊的字。最扎眼的是车上的人——清一色穿着国民党军宪兵特有的深蓝色制服，戴着德式钢盔，臂章在晃动的车厢里看不真切，但那身行头，在灰头土脸的难民和破破烂烂的我们衬托下，简直“光鲜”得刺眼。

    一共四辆吉普。他们似乎比我们更着急后撤，喇叭按得震天响，引擎轰鸣着，车轮不时粗暴地拱开挡在前面的牛车或人群，惹来一片惊叫和怒骂。一个抱着孩子的缅甸妇人躲闪不及，被车头刮到，踉跄着摔倒在泥地里，孩子哇哇大哭。吉普车却只是稍微顿了一下，继续拼命按喇叭，试图驱散围拢过来理论的人群。

    “宪兵？”陈启明眯起眼睛，疑惑道，“哪部分的宪兵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还这么……横？”

    陆佳琪也走了过来，脸色凝重：“看方向，他们是从更前线下来的？仁安羌那边？”

    我心里那根警惕的弦，瞬间绷紧了。宪兵？在这样全线溃乱、敌情不明、交通堵塞的情况下，一支小小的、装备精良的宪兵车队，不在重要节点维持秩序或执行军法，反而跟着难民潮拼命往后跑？还开得这么嚣张？

    不对劲。

    “沈康，”我压低声音，目光没离开那几辆吉普，“带你的人，从两边林子悄悄摸过去，围住他们。别声张。陈启明，叫几个‘獠牙’的，跟我过去‘问问路’。”

    沈康眼中狠色一闪，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，点了点头，悄无声息地溜下马，钻进了路旁的灌木丛。陈启明也点了田超超和另外两个机警的老兵，跟上我。

    我们几个分开人流，朝着那几辆被难民短暂困住的吉普车走去。离得越近，我心中的疑团越大。

    这些“宪兵”的制服太新了，虽然沾了泥，但几乎没有破损和硝烟灼烧的痕迹。他们的钢盔擦得锃亮，在昏暗的天光下反着光。脸上虽然有疲色，但绝没有长期血战幸存者那种深入骨髓的疲惫和麻木。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眼神——在驱赶难民时是急躁和凶狠，但当他们偶尔扫视周围环境，尤其是看到我们这些穿着破烂军装、但明显是成建制部队的中国军人靠近时，那种审视和警惕，更像是在观察敌情，而非看到友军的松懈。

    我们走到头车旁边。开车的是个上士，副驾坐着个中尉，大概就是带队军官。中尉约莫三十岁，面相斯文，但眼神游移。

    “兄弟，哪部分的？”我主动开口，脸上挤出点疲惫的笑容，“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前面情况怎么样？”

    那中尉看到我领章上的将星（虽然脏得看不清），明显愣了一下，随即推开车门跳下来，立正敬礼，动作标准得有点刻意：“报告长官！卑职是远征军长官部直属宪兵第三队中尉张明德！奉……奉令向后方转移重要文件！途中与大队失散！请问长官是……”

    他语速很快，但说到“奉令”时微不可查地顿了一下，眼神也飘向我的身后，似乎在观察我们的人数。

    “哦，长官部的。”我点点头，仿佛松了口气，“我们是新编第五军独立师的，刚从同古出来，奉命向乔克巴当转进。张中尉，你们从前面下来，路上看到鬼子没有？这边去乔克巴当的路好走吗？”

    我一边问些无关痛痒的问题，一边用眼角余光扫视。后面三辆吉普车上的人也都下了车，看似随意地站在车边，但手都若有若无地搭在腰间的枪套或者车厢里的冲锋枪旁。他们彼此之间偶尔交换的眼神，带着一种冰冷的默契。而且，我注意到，他们所有人脚上的皮鞋，虽然沾泥，但鞋帮和鞋底的磨损程度相当一致，太“整齐”了，不像是长途跋涉、爬战壕、钻树林的样子。

    张明德中尉回答着我的问题，说词滴水不漏，什么“日军攻势猛烈”、“迂回渗透小队多”、“奉命携带机密文件后撤”……但越是完美，越假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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